开国大典之后,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开始密切关注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情况。综合各方面意见,毛泽东最终确立了对待战犯的总体政策:不审不判不杀,给予人道主义待遇,组织政治学习与劳动改造,待时机成熟后,再酌情提出处理办法。
在公安部的具体组织下,各地战犯管理所相继成立,其中以北京功德林管理所规模最大。原先关押在华北等地的国民党战犯,陆续向功德林集中。
王英光奉命赶赴公安部报到,在这里,他见到了众多“故人”:有耿直的国军中将军长陈瑞章、多疑善变的国防部保密局华北行动处中将处长刘安国、故意捣乱只求速死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叶立三,以及迷信偏执的国民党军中将兵团司令蔡守元等人。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因担心受到审判,且执迷于“蒋介石反攻大陆”的幻想,表现出了种种不同的状态——有的满脑子“忠孝节义”、“不成功便成仁”,采取自杀、绝食甚至伺机逃跑等极端行为;有的担心遭到报复而痛哭不已,丑态百出;有的在被俘后极力讨好解放军官兵,立功心切;还有的则参与了策反及战场信息咨询等工作。王英光与这群战犯斗智斗勇,最终使他们体会到了党中央改造战争罪犯的良苦用心,管理所军心就此稳定。
最终,这批战犯在王英光等功德林管教人员的带领下,主动学习马列主义原理,以毛泽东思想对照自身行为,积极投身于学习改造的各个环节。1959年,首批战犯获特赦;与此同时,王英光圆满完成使命,与功德林医疗人员梁冬芳收获了爱情。被特赦者重新回归社会,这批人于1949年在战场上被共产党打败,于1959年在心灵上被共产党彻底降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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